秦皇岛煤炭网为什么广场舞大妈不能成为村治领袖?-质化研究

2018年10月31日   admin   155人浏览   0人评论
为什么广场舞大妈不能成为村治领袖?-质化研究
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与村委会竞选分析:动机、能力与机会——基于甘肃省1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访谈

摘 要:现今我国农村由于村庄空心化等原因, 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和村庄选举的重要主体, 许多农村“女性精英”不仅是小家庭的“女当家”, 也是广场舞团队的优秀领导人, 但当选村委会主要领导职位的比例却非常低, 广场舞的组织精神未有效促进女性参政。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涂多多 , 从动机、能力与机会三个维度对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领导广场舞的农村“女性精英”在村级政治参与方面动机、能力及机会均处于弱势。但伴随农村文化活动的政治化演变, 广场舞这种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管理能力训练内涵的自组织将成为农村妇女迈向政治参与的雏形, 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渐改变村庄政治图谱。关键词:农村“女性精英”; 广场舞领导; 村委会竞选; 动机; 能力;
作者简介:韩国明, 博士,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齐欢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妇女作为农村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黄乃扬, 是参与村庄文化活动、村委会选举及农村经济发展等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力量。关于“乡村精英”、“农村能人”, 国内外的研究者很早就有了观察和研究, [1]-[4], 而对于农村“女性精英”, 则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较少, 如王敏与钟飞飞利用影视文本, 分析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精英的发展境遇, 并对农村妇女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1][2];以辽宁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霍红梅等对农村女性党员在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3]。本文的农村“女性精英”, 主要是指在村庄层面 (行政村) 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中具有个人禀赋且社会资源占优势的妇女领袖, 如女性党员、村妇女主任及其他村庄领导人, 农民合作社的女性社长、核心成员或女性养殖、种植大户次元の圣光, 戏曲、社火、广场舞带头人等。
30多年来, 随着大量的青壮年男性进城务工, 村庄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女性化成为农民家庭经营与村庄发展面临的现实状况。甄砚、谭琳等在对全国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描述了当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总体状况并归纳出妇女地位上升的表现[4]。赵元元则认为, 妇女借助其更多的家庭劳动“贡献”, 被给予更高的家庭地位[5]。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照看孩子及赡养老人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并较多地决定着家庭生产经营、投资贷款、买房盖房等重大事务, 在家庭权力博弈中从传统的夫唱妇随逐步演变为妇女当家, 改变了Iris所阐述的女性在分配制度以及分配决策中处于弱势及从属地位的状况[6]。村庄空心化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农村基层选举中妇女的作用更为突出。由于长年在外打工的男性将注意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领域的事务和人际关系, 对村庄政治兴趣渐失, 同时, 村庄每次换届选举时间与务工者回归季的冲突, 使原本具有主体意识的男性打工者的投票权也部分丧失, 村庄的留守妇女成为村委会选举投票的主力。
广场舞的兴起则是农村文化和妇女生活的又一个重大变化, 并且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对河南的田野调查, 王芊霓分析了个体化大趋势之下, 广场舞这种集体活动活跃的原因以及主流价值观下, 社会层面对女性行为的期待及思考[7]。在农村城镇化和妇女当家的背景下, 因广场舞的蓬勃兴起, 传统的文化形式如戏曲、小调、秧歌等再次复苏折腾岁月 , 衍生的以女性为主的自组织不断增多, 妇女文化生活日益活跃。自组织过程是在社会关系特质下进行的, 能人, 即“动员精英”是既定社会网的中心人物, 具有较强的政治精英色彩[8]。
但是, 在农村妇女地位普遍提升, 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也成为村庄选举的重要主体, 许多农村女性不仅是自己小家庭的“女当家”, 也是数十人组成的广场舞团队的优秀领导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农村“女性精英”在村庄主要领导职位中当选比例很低?本文以作者在甘肃省靖远县、平川区、会宁县、永登县及榆中县等16个村庄的调查访谈资料为基础, 考虑到村庄社会内部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从个体参与的动机、能力、机会三个维度, 比较分析农村“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与广场舞领导之间的差异。
二、甘肃省农村妇女参与广场舞与竞选村委会的现况
近年来, 广场舞因其简易性、包容性、娱乐性而融入农村文化土壤, 呈现“遍地开花”的盛景。2010年冬天, 作者第一次见到农村妇女跳广场舞, 是在甘肃省靖远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年来, 甘肃省农村妇女广场舞又有以下变化:
第一, 从少数村庄有广场舞团队, 到每村都有, 再到一个村庄有几支团队。一个村庄出现几支广场舞团队, 主要是因为一个行政村由若干自然村构成系鞋带蝴蝶结, 各个自然村 (社) 间的距离, 川区可以达到三里、五里, 山区可达十里, 妇女们会就近组成一些小的团队。近年来, 也会由于喜欢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 形成不同的小团体。也有一些原本同一个团体的核心成员相互存在矛盾王祚轩, 分裂成几个小团体。
第二, 在几年前, 村庄基础设施比较差, 广场舞缺乏场地, 妇女们会找一些村庄内的空地、小院跳舞。后来逐渐转移到小学操场或村委会的院子跳舞。现在, 几乎所有的村庄都由政府投资兴建了条件较好的文化广场, 配备良好的音响和灯光设施, 通常位于村庄人口最密集的自然村, 这里就成为最大的广场舞团队, 通常也是水准最高的团队跳舞的地方。一些广场舞的狂热爱好者, 会从别的自然村骑摩托车来跳舞。这种中心团队的规模不断壮大, 具有13年之久的榆中县三角城乡高墩营村的广场舞队目前成员已达到约110人。
第三, 广场舞的水平越来越高, 团队也越来越正规, 比如, 会购置统一的服装, 请专业人员来指导。几乎每个乡镇都会有一支高水平的团队, 得到县乡政府的资助, 参加全县或全市的演出或比赛。
第四, 城市的广场舞参加者多是“大妈”们, 多为退休女性, 锻炼身体是最重要的目的。然而农村女性承担了繁重的生产生活劳动, 因而跳广场舞并不主要是为锻炼身体, 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参加集体活动本身[9]。因此, 农村妇女主要在农闲时跳舞, 农忙时就会中止, 用他们的话就是已经“在地里跳”过了。同时, 许多年轻妇女也会参加, 而较为年长者反到因为放不开, 较少参加。
广场舞“村村开花”, 体现了农村妇女良好的自组织能力, 同时也显示了农村“女性精英”具有优秀的领导力。这些妇女领袖要召集伙伴, 协调内部冲突, 请人指导舞姿申崇二线, 与村领导交涉以获得跳舞的场地、灯光和音响设备。如果参加演出和比赛, 还要安排食宿行程, 集资购置服装道具, 与乡镇、县区或省市相关部门的干部打交道, 体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与广场舞的异常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这部分农村妇女领袖在村庄政治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弱势, 竞选村委会主要领导职位的仍然很少, 甘肃省行政村的领导人, 特别是村主任、村支书、文书等实权职位中偏爱折火一夏, 女性所占比例很低。
———甘肃省第八次村委换届选举中, 全省16013个村委会中, 15948个村正常参与换届, 截至2014年6月, 15882个村完成了村级民主选举。全省共选出村委会成员70234个, 其中村委会主任15882人, 副主任5976人。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 新当选的25544人, 占村委会成员总数的36.4%;妇女成员有13687人, 较上届提高30%, 其中有311人担任村委会主任, 仅占村委会主任总数的2%[10]。
———兰州市榆中县现辖268个行政村, 在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 女主任在女村委总数中的比例为2.6%;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 女主任占女村委总数比上一届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 仅为1.5%;另外, 女性村民代表仅约占村民代表总数的1/5。1
———兰州市永登县通远乡现辖10个行政村、84个社 (自然村) , 4381户、17140人。全乡拥有党支部13个, 党员人数538人, 女党员55人, 仅占10%。全乡现任村干部共41人, 其中书记10人、主任10人, 副主任1人 (牌楼村) , 文书10人, 妇女主任10人。现任村干部中男性31人, 女性10人, 仅占24%。在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10个行政村均只达到村委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的要求, 没有妇女担任村主任、村支书和村文书。2
———白银市靖远县与平川区在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 女主任占村主任总数的比例不到2%, 分别为0.57%与1.64%。另外, 白银市会宁县共284个行政村, 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妇女进“两委”情况如下:女性进入村党支部委员100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的265人。3
三、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的动机、能力和机会分析
(一) 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的动机
动机是指在个体参与那些受到他人评价红楼夜话, 与他人进行竞争, 或试图达到某些优异标准的任务时起着很重要作用的人格, 社会和认知等因素, 是激发个体行为的内在力量[11]。
首先, 广场舞的低门槛与低成本不仅便于村民融入, 而且其娱乐休闲和社交沟通的柔性收益也增强了农村妇女文化参与的动机。广场舞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县乡党政宣传、文化或妇联等部门的资金支持, 参加比赛和演出还可以获取参演经费、服装与音响的赞助以及奖金。这些都促进了理性“女性精英”在自组织中积极性的发挥。
其次, 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与子女进城就学造成农村妇女的孤独感, 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补型社会关系的渴求, 广场舞这种新型文化团体活动能够给予她们组织归属感。广场舞团队人际关系简单, 农村“女性精英”作为广场舞的精神领袖及广场舞最耀眼的参与者, 会经常获得队内成员及围观村民的赞赏, 这就激发了其内心的成就感。在访谈中, 16个村参与广场舞的女性大部分都提到“有家的感觉”和“感觉多了一种本领”, 正体现出了广场舞对农村妇女归属感与荣誉感的满足。
第三, 广场舞的自由性、时尚性与潮流性吸引了农村“女性精英”的主动组织参与。在跳舞的过程中, 广场舞的群体性、娱乐性、健身性、社交性及独特的感染力与凝聚力, 使成员感到愉悦和放松, 表现积极且自觉自愿。
(二) 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的能力
能力是影响个体产出水平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主要分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12]。农村妇女文化活跃与政治参与的提升必须以其参与能力的提高为基础。这里的能力主要是指胜任力, 即与有效或出色的工作绩效相关的个人潜在的特征, 包括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等层面[13]。
一方面, 广场舞是一种非正式的娱乐性的大众化自组织位面军火商, 农村“女性精英”参与和组织广场舞无需太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仅需对舞蹈及音乐有一定的敏感度和模仿力, 这些能力可以在活动参与中自学自练。广场舞的非固定时间约束性和活动的长期性给予农村女性足够的缓冲期去学习基本的舞蹈技能和融入团体组织。这种知识与技能的软约束促使广场舞成为老少皆可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形式, 也自然地提升了广场舞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 广场舞是个体领域的团队活动, 没有来自上级相关组织部门的任务派达及专门的制度性制约。榆中县城关镇兴隆山村48岁的张性村民说, 即使是农忙季时间紧张, 广场舞队的妇女成员还是会准时到村中心的文化广场, 当被问到广场舞为何有如此大吸引力时, 她回应, 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在一起跳舞, 平等协商交流, 身心的那种愉悦感是其他休闲活动无法替代的, 也是对家庭生产生活劳累的一种缓解。此组织内部成员协同在一个交流平台, 彼此共享爱好与融洽相处。因此, 广场舞的小规模性、非正规性、开放性与包容性, 能够使成员在参与组织活动中一定程度上获得自我效能感和提升生活品质。广场舞没有太多复杂的组织事务需要管理, 且可以依托组织成员的自我管理和集体协商管理处理组织的相关事务, 使得广场舞的领队们轻松地获得领导和管理组织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三) 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的机会
机会是通过把社会资源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满足自身及环境需要, 创造价值的一种可能性[14]。还有学者指出机会就是机遇, 是具有时间性的有利情况。除参与动机与能力之外, 参与机会是实现有效文化以及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第三个纽带性要素。
农村“女性精英”以现有的“娘家”与“婆家”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为基础, 组建起广场舞雏形白鹭洲中学, 组织成员积极邀请其他妇女参与活动, 使广场舞规模不断扩大陈婉衡。同时, 干练而热情的村庄妇女更可能得到广场舞同伴的推崇, 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广场舞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吸引来自不同村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 其自然扩散性也促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为其持续发展带来内激力和外驱力。本文所调研的16个村的近20个广场舞组织, 其中18个最初仅是不到10人参加, 但都在1个月内迅速发展成了几十人, 甚至有的人口较大的村达到近百人。
另外, 广场舞时间安排的非固定性, 给予了农村妇女更多事务安排的空间。靖远县东湾镇砂梁村的广场舞队将近50人, 在2011年组建成立,张绿水 领舞的李女士在村庄中号召力比较强, 在成立之初, 早晨七点半至九点, 晚上八点至十点的时间安排在队伍内部约定俗成, 这样的时间段正是大部分妇女闲暇的时间。妇女农忙或者家庭事务繁杂时, 可以自行脱离广场舞团队。广场舞的自由性与随意性有效化解了妇女参与时间上的冲突。
除此之外, 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 女当家人的实现也间接性促进了“女性精英”对广场舞的积极参与领导。尤其是“十一五”规划以来, 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了乡村文化事业的投入, 不断出台鼓励农村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 如大量兴建村文化广场, 给民间艺人发津贴, 为广场舞团队提供音响设备等, 为农村妇女的广场舞娱乐提供了一定的财力支持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广场舞对依附空间所要求的简单化, 为农村“女性精英”展示她们自己和组织团体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传统社会的户外—自然意识, 使得广场舞这种室外集体活动激发了妇女的参与热情。本文所调研的16个村庄, 近5年来都加大了对文化活动的财政投入, 有5个村还通过村委会出资加村户捐资的形式修建了宽阔、漂亮的“小广场”, 推动了广场舞的快速发展。
四、农村“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的动机、能力和机会分析
(一) 农村“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的动机
农村妇女作为村级政治参与的主体, 其政治参与的动机决定了政治参与能否高效实现。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的动机主要包括利益动机与心理需求动机两个方面。首先, 在利益动机方面。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村民作为理性个体, 在参选时会权衡利弊, 仅当收益大于成本时, 村民才会主动参选。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和实施村民自治的主体组织田鸥, 实际掌握着一定的分配资源的权力, 村民认为村领导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中, 可以为本族、姻亲、支持者等关系较近者谋利, 其地位和重要性在社交网络中的表现较为突出。在一些村级集体利益纠纷较大, 特别是在村集体资源、资金和项目相对集中的村庄, 如村集体有土地承包或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征地拆迁补偿、上级政府拨付建设资金等方面的收益, 村委会选举的竞争就较为激烈, 更有优势的男性精英会积极参选。但也有许多村庄, 村集体完全没有额外的收入, 担任村领导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能外出打工, 这种类型的村庄的村委会选举竞争就不激烈。相对而言, 一些妇女精英本就留守在家中, 担任村领导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就比较小, 因而有更强的动机参选。其次, 在心理需求动机方面。转型期农民公民权利意识所带动的需求是他们参选的关键动力[15]鬼鬼梦游,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担任公共职务, 能够获得归属感、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 带来精神感受的愉悦和实践意义的成就。现代公共组织中的高层权力职位是以男性特质为标准的, Kanter指出, 女性被限定在了那些仅仅被视为适合她们特质的狭小职位空间内[16]。受成长环境和文化习俗的影响, 我国的农村妇女的依赖性较强, 通常在组织中作为副手、下属或执行者, 从事事务性工作, 会显示出耐心、热情、细致等优点。但作为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承担决策责任, 面对村庄复杂困难的局面, 如宅基地审批、低保对象确定、政府项目分配等利益争夺, 往往有会畏难情绪, 因而不愿意参加村主任竞选。另外, 村委会竞选所呈现出的政治性、功利性、繁琐性与乏味性拉大了与妇女们的距离, 因此多数女性对其缺乏兴趣, 呈现消极态度。
(二) 农村“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的能力
农村“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的知识技能与管理领导力较大的影响其参与水平。首先, 知识技能水平方面。相对于男性, 我国农村妇女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较少, 受教育的年限及专门性的技能训练较少, 思维能力往往局限于日常生活经验和简单的感性思维, 导致她们政治参与的知识技能水平较低。这种隐性的不平等, 使农村女性无法获得同男性同等的政治参与能力, 进而使妇女在无形中被削弱甚至剥夺了政治参与的权利。虽然现今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但其中教育水平较高的知识女性, 绝大部分走出农村, 与自己文化水平相当的男性结合, 流动到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城市, 留在村庄的恰恰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其次, 管理领导力方面。管理领导能力主要包括组织力、决策力、致富能力及沟通能力[17]。目前农村妇女的管理领导力与自我效能感总体上较差, 其主要原因是村庄缺乏针对具有领导潜力女性的组织化培训, 且妇女意见在村级事务管理中得不到体现, 造成农村“女性精英”对参与失去信心。同时, 处理村庄事务时, 时常会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纷, 有时会遇到闲汉闹事, 流氓滋扰, 甚至黑恶势力, 需要村庄领导人“杀伐大”、“镇得住”, 并能利用广泛的人脉为村庄争取政府项目, 这方面村庄女性精英与男性精英就有较大的差距。因而由妇女担当一村主要领导, 很难得到村民和乡镇干部的认可。调研中, 16个村仅有3位女性担任村委主任, 其中, 两人曾任农民合作社领导职位, 1人是大学生村官, 均有一定的知识技能与管理领导力。
(三) 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机会
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的机会主要取决于参政制度机制与非制度机制建设。村民自治制度规范性的缺失及针对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等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过程性原因[18]。如果没有政府对于妇女政治参与的政策支持, 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政治参与就不能得到保障。我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在制度安排上尚未科学规范, 对于女性政治参与也缺乏相应的组织宣传和培训教育, 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农村“女性精英”参加村委会竞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甘肃省在《甘肃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明确了村民代表和妇女代表在村民代表会议中所占比例, 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五分之四以上隋主沉浮, 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在保障妇女当选方面, 规定每个村委会至少有一名妇女成员。这种硬性的指标规定,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100%的村有女性进村两委的目标, 但并不会实质性地提高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水平, 女性精英当选村主任等重要职位的比例低于3%。 (见上文统计数据) 在非制度机制层面, 作者重点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角度对村庄“精英女性”村委会竞选机会加以探析。中国农村仍保持着重视人情与关系的传统, 基于血缘和地缘神医侠侣, 通过人情与关系连接的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19]。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生活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是每一个中国农民的生存技巧[20]。在农村, 女性比男性接受的教育少, 并且很多妇女是从外村嫁娶过来的, 村庄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她们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果突破不了“五伦”的界限[21], 获取的关系与政治资源匮乏, 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十分单薄, 主要是由日常生活交往形成的小圈子, 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单一化和同质化, 不足以支撑全村庄的政治选举。
除参政制度机制与非制度机制建设外, “男尊女卑”文化压力与时间限制因素也阻滞了女性参政。第一, 虽然妇女在家庭中获得了强势地位, 但在宗族力量占主导的村庄, 妇女竞选难以获得宗族、小亲族甚至姻亲的强力支持。第二, 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的隔层使女性为更多的家庭劳动付出时间, 导致其在公共领域处于劣势地位[22]。由于大部分农村家庭中的男性进城务工, 农业劳动、抚养老人、定点准备一日三餐及接送子女上学等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负担, 这使妇女缺少充足的空闲时间, 去完成村领导承担的繁重工作。时间需求的硬性冲突隐性影响了妇女参与村委会竞选的热情, 压抑了她们的政治参与欲望。
五、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与村委会竞选的比较分析
第一, 参与动机方面。农村“女性精英”利用空闲时间在参与广场舞从中获取组织依托与价值展现的空间等柔性收益, 而参与村委会竞选的动机更具有了明确的权利与利益导向, 这使得在村集体资源比较匮乏、男子外出务工普遍的村庄, 农村“女性精英”虽拥有更多的参选动机, 但因所在村庄责、权、利的不均衡状态而放弃参选。整体而言, 农村女性“参政”动机仍然很弱。
第二, 参与能力方面。在现代农村, 作为一种喜闻乐见式的新型自组织, 广场舞内部成员彼此平等, 交流协商, 其参与不需专业化的能力与技能, 仅需成员的参与热情和学习意愿性。而县级以及镇政府派达的繁琐任务与村集体复杂的利益纠纷要求村级领导人具有良好的决策力与领导力, 能够独当一面, 这一方面使已有较好沟通及组织能力的农村“女性精英”效能感降低, 进而“参政”较低。
第三, 参与机会方面。广场舞对正式制度与时间的需求具有较大弹性, 组建与发展初期基本不需较大的制度保障和机制支持、参与过程中的时间自由度以及社会网络的异质与多元化, 给予农村“女性精英”更多便捷的参与渠道。与广场舞差异较明显的是, 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不但受到村庄残留的落后思想的阻碍, 而且需要来自完善制度机制方面的保障。社会关系网络的薄弱性, 家庭与村庄事务处理时间的冲突性, 给农村“女性精英”增设了参选的门槛。
广场舞是新型农村文化发展的一角缩影, 其广泛的参与度可为推进农村女性“参政”与村级政治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发。广场舞的独特内部生命力可以使村庄成员之间的陌生感、强烈的个体意识、公共空间零碎化逐渐演化为成员紧密协作交流、浓重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空间整体化, 广场舞的组织协调化发展及成员间交流、信任、认同与协作平台的搭建, 未来可以为村庄合作治理政治组织的建设提供组织雏形和民主基础。另一方面, 随着广场舞的自我发展壮大, 团体会内生出组织的规范制度与健全机制, 经引导能逐渐走上由非正式的个体组织转变为正式公共组织的发展道路, 其机制完善经验和极具特色的组织管理制度可以为农村女性参政机制建设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此外, 广场舞组织也应尝试发展村委会选举所采用的“微观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度”模式, 为农村争取更多反映村民偏好与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
六、讨论与展望
由村落型向城镇型演变的现代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文化活动走向活跃, 部分女性自主自愿领导广场舞, 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中扮演了“女性精英”的角色。农村“女性精英”具有组建和领导广场舞的动机、能力、机会, 分别为Yo、Xo与Zo (见图1) , 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 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即△YoXo'Zo'。

图1 农村“女性精英”行为三维分析图
但是, 在文化空间中活跃的“女性精英”, 在村庄政治中却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很少担任村委会的重要职位,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一, 农村法治水平相对城市较低, 村庄内部环境相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更为复杂, 村民与乡镇干部对于妇女担任村委会主任等主要职位掌控局面的能力并不认可;其二赵雁峰, 在大部分村庄, 妇女当家, 勇于抛头露面, 仍有悖于乡村的主流价值观, 很难获取宗族等村庄重要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张敬利。在目前“女性精英”村委会竞选动机、能力、机会为Y1、X1与Z1的情况下, 仅仅形成了△Y1X1'Z1'政治参与的活跃区。农村广场舞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 对参与主体的动机、机会、能力的需求具有其特殊的简易性与易实现性。虽然动机、机会、能力中的某些因素, 女性占据优势, 有利于“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 但村庄主要领导人作为基层民主治理的核心人员, 其能力必须得到县乡政府和村民的双重认可,秦皇岛煤炭网 需要参与主体动机、机会、能力三个维度的高度协调, 才能当选。因此, 在农村文化活动的低政治化转化现实下, 村庄“女性精英”仍未依托广场舞的组织优势提升政治参与水平。
在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仍将持续提升, 村庄空心化以及“农业生产女性化”也必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女性成为村庄选举主力军的趋势也会进一步深化。在农村妇女在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提升, 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复杂因素的作用下,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随着妇女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及外部政治环境进一步优化, 农村妇女群体会渐进地嵌入到村庄政治领域。而村庄“女性精英”在组建和领导广场舞这种自组织程度较高的新型团体时, 提升了她们参与活动的自我效能感, 在组织的“聚合”与“分裂”中培育了她们共同处理团体事务的习惯与民主管理能力, 从而形成了一种平等的、横向的社会网络。当这种新型社会网络相对宗族等传统型社会网络取得优势后, 就可能成为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委会重要职位竞争的有力支撑。广场舞这种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管理能力训练内涵的自组织将成为农村妇女迈向政治参与的雏形, 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渐改变村庄政治图谱。因此, 农村妇女家庭权利地位的演变、妇女当家的衍生影响、农村“女性精英”文化活跃与政治弱势的深层原因、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瓶颈与出路、农村妇女自组织活动的政治化渗透和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政策制度建设等问题, 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和更为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敏.新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形象塑造及其文化反思[J].名作欣赏, 2008 (12) :141-144.
[2]钟飞飞.从影视文本窥探当代乡村女性精英的发展境遇[J].改革与开放, 2011 (20) :195-196.
[3]霍红梅, 杨阳.村庄女性政治精英的生存现状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 2012, 30 (1) :74—78.
[4]甄砚, 谭琳南京大学校歌, 蒋永萍, 和建花, 等.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 2011 (6) :5—15.
[5]赵元元.丈夫进城之后[D].中央民族大学, 2011.
[6]Iris.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22—23.
[7]王芊霓.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J].文化纵横, 2015 (2) :74-81.
[8]罗家德, 孙瑜, 等.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0) :86—101.
[9]韩国明, 张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以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J].理论月刊, 2012 (11) :170.
[10]甘肃省民政厅.关于全省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R].2014.
[11]Roberts, G.C..Motivation in Sport and Exercise[M].Champaign:Human Kinetics, 1992.
[12]Tim Kautz&James J.Heckman etc..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Improv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Promote Lifetime Succes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13]Spencer, L M.&Spencer, S M..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M].New York:John Wiley&Sons, Inc, 1993.
[14]Schumpeter J..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Harper&Row, New York, 2008.
[15]O'Brien, Kevin J.&Li, Lianjiang.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J].1996.
[16]Kanter, R.M..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M].New York:Basic Books, 1977.
[17]刘辉, 梁义成.西部农村村干部胜任力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 2012, 33 (2) :57—61.
[18]温晓波.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参与[J].法制与社会, 2009 (5) :31—33.
[1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吴惠芳, 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网络重构行动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0 (4) :81—88.
[21]熊秉元.五伦之外[J].读书, 2014 (12) :67.
[22]Stivers, C..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Legitima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J].Thousand Oakd, CA:Safe重生修蛇, 2002.
注释
1 (2) (3) 资料来源:榆中县、永登县、靖远县及平川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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